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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學苑講座專家  陳恒德醫師 

人生際遇，往往不在自己手中，但回首細思，卻隱約脈絡可尋，亦非偶然。1998至2012年，我專職於「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2011卸任執行長，改任特聘研究員，此乃衛福部繼國家衛生研究院後設立的第二個財團法人，受衛生署委託執行醫藥品上市審查、藥政法規草擬、研發法規科學諮詢，健保給付相關的醫藥品科技評估及國際交流，以此活絡機制，期能跳脫公務機關人員編制、任用資格、薪資結構的種種限制，在衛福部主導的董事會下快速網羅專才，成為「民眾用藥安全的把關、生技製藥產業的推手」（詳見www.cde.org.tw）。 

2013年，我又借調到中研院科技部計畫下之「台灣生技整合育成中心」任職醫務長，全方位推動生技製藥產業。許多醫界同仁常好奇我當年為何能捨棄台大主治醫師及臨床藥理學科主任一職，做此「另類生涯規劃」，一路走來，自己不免訝異上帝的奇妙帶領，亦好奇未來將引至何方。
 
父親醫師典範的影響

父親是1951年台大醫科畢業後於馬偕受訓的一般外科醫師，因袓父負債，當完外科代主任，1956年只好回朴子家鄉開業，遺憾未能留在醫學中心。60餘年前「大外科」時代，父親內、外、婦、兒科無所不通，在地方上頗受鄉人尊敬，因曾早期通報台灣霍亂大流行疫情，1998年獲頒「醫療奉獻獎」。有父典範如此，我們兄、弟、妹四人理所當然的立志學醫。1976年考上台大醫學系，1985年我申請台大內科住院醫師口試時，謝維銓教授（父親台大同班同學）問：「你為什麼要學醫？」，我答以「醫師生活對我不是一種抽象的理想、心願，而是體會父親每天生活方式及其意義後的自然選擇。」；再問「為何第一志願填內科，第二志願填外科，是否搞不清楚方向？」，答以「選大科，看大病」，乃無形中受父親影響。第3年住院醫師面臨次專科選擇時，胸腔內科學長建議最好選有「一技之長」的科，如胃鏡、氣管鏡，進可攻（留醫學中心），退可守（出去開業獨立性高，需求大）。想到台大肝病研究甚佳，父親是一般外科，從小在家看腸胃開刀，頗為熟悉，就選了消化系內科。不料我們同屆八位內科住院醫師，竟然四人有志一同選了消化系內科，可謂空前熱門。
  
升任主治醫師機會幻滅

1989年初，我當總醫師代表第4年住院醫師列席內科主治醫師升等會議，只見心臟科及消化系內科教授各堅持提兩位第5年住院醫師升任主治醫師，引起腎臟科和風濕免疫科教授抗議，大科投票必贏，不公平，難怪小科招不到住院醫師，日漸沒落，如兩大科今年堅持，則明年不得提名，應把機會讓給小科，不料師長竟當場達成協議。會後出來，只好對消化系內科同年說：「我們明年升等已成泡影，可以即早開始找工作了。」真是風水輪流轉，小科抬頭。沒想到那年兩位優秀學長全部升任，而有四位之多的我們，竟然次年皆得離開。
 
意外轉進臨床藥理

擔任第5年住院醫師對未來極不確定的期間，謝炎堯教授有天在舊醫院中央走廊撞見我，突然問我願否受台大派出國改學臨床藥理，回來升任主治醫師。（想來是大六時我為班上極少數選修他的臨床藥理課，對我略有印象之故。）原來美國在華醫藥促進局（ABMAC）曾邀資深臨床藥理學家Dr. Abraham Sunshine來台短期臨床教學，驚訝台灣用藥之浮濫，建議ABMAC提供1年出國進修經費給台灣，訓練一名臨床藥理主治醫師。幾經考慮，心想藥物代謝和肝臟相關，內科用藥多，故臨床藥理學甚為重要。父親當年下鄉開業的犧牲，換來我對前路的自由抉擇，數日後我決定接受，開始積極了解國外臨床藥理訓練機會，準備提出申請。

此時一個更嚴肅的問題浮現，1年的臨床藥理訓練足夠我回來台大獨當一面嗎？如決定留台大，除非長久安於主治醫師一職，否則可能日後又要讀臨床醫學研究所，但誰能教我臨床藥理相關研究呢？因此有人鼓勵我乾脆去讀個博士，一勞永逸，如此一來，只好辭職，因為醫院不可能為你保留職位超過1年。策略上我依全美臨藥排名次序，同時申請十二家醫院一年臨藥訓練計畫及其醫學院藥理學博士班。其中排名第一的為田納西州的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教師陣容中竟有原為腸胃科醫師的Dr. Robert Branch，主要研究肝臟藥物代謝和基因的關係。

1990年2月，我親赴范德堡大學和Dr. Branch面談，感謝李鎮源院士及我的同學管家仁（該校藥理學博士畢業）大力推薦，Dr. Branch表示或做一年臨床研修員或讀博士班皆願意收我，我當場決定願選擇博士班，希望把握這個人生歷練的機會。回台後即向台大辭謝受訓1年機會，盼來日學成後，醫院如仍有需要，能重新申請復職，把自己拋向不可知的未來。

全家赴美轉學匹茲堡

1990年7月帶著4歲的女兒和太太赴美。想到其餘11家申請皆被婉拒，卻能到臨床藥理最好的范德堡大學進修，莫非真是上帝旨意，即便辭職自費去讀，亦在所不惜。不料開學前先去學校找Dr. Branch討論獎學金的申請，他卻告訴我正要啟程去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建立臨床藥理中心並擔任主任，如我願意跟他轉學，將提供4年全額獎學金。雖匹茲堡大學的藥理學不如范德堡大學有名，但我正可觀察Dr. Branch如何由無到有建立一中心，日後有助於我在台灣推展臨床藥理。就這樣，雖然完全不在原來的申請規劃中，我們一家人轉往匹茲堡，忘卻醫師身段，心無旁騖地重溫學生生涯。1991年兒子在匹茲堡出生，太太進杜肯大學（Duquesne University）讀教會音樂碩士主修管風琴，可想見我們一家「雞飛狗跳」的生活。
 
新藥開發中心曇花一現  

既然一心想回台大，我每年回台一次，必拜訪醫院、醫學院師長。但自我請辭後ABMAC計畫似乎就不了了之，未見醫院再送任何人去學臨床藥理，只是偶然促成我的出國。完成第3年學業，1993年6月再度回台，我一週內分別到台大、北醫、榮總和中研院生醫所演講，探詢1年後回台就職的可能性，但皆無具體承諾。然而，在我台大演講後的第3天，藥理所鄧哲明教授前往拜見國科會主委郭南宏，爭取到在台大設立「新藥開發中心」之國家實驗室的口頭承諾，每年預算兩億元。醫院隔天主管會議，戴東原院長決定全力配合，包括成立臨床藥理學科。在對我記憶猶新之時，鄧教授立即聯絡我，請我將來負責臨床試驗部分，未來臨床藥理學科所有資源全部由此計畫配合。至此，似乎真是上帝意外恩典，美夢成真，但好戲仍在後頭。

回任台大醫院峰迴路轉
　　
回到匹茲堡後，我告訴Dr. Branch台灣工作已簽約有著落，必須加緊論文進度如期畢業，也得到醫院了解臨床藥理扮演的角色，特別是產業新藥臨床試驗相關知識，新學年度每天充滿希望的學習與規劃回台如何開展。不料1994年3月鄧哲明教授來電，新藥開發中心因種種原因已受阻，醫院臨藥只編制我一人一科，無預算，無實驗室，亦無辦公室。如果我仍願意回台大，則一切歸零，重新爭取資源，霎時美夢又成空。但是，這個曇花一現的中心規劃，倒是讓我如期畢業，在美國接受醫院訓練，也促成台大醫院成立臨床藥理學科，當時想只有憑信心回去再努力了。博士論文「Passed with Honors」，接著做5個月博士後研究，這時匹茲堡臨床藥理中心規模已成為全美第二大了。1994年12月中回到台大，醫學院謝博生院長特別要我臨床服務定位於一般內科門診，而非回到消化系內科，因為臨床藥理乃介於各科之間的學門。謝院長另外請我協助藥劑部和新成立的臨床藥學研究所的教學研究及服務，開啟我和藥學領域的長期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