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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13
荷蘭的安樂死立法
十一月二十八日，荷蘭國會的下議院通過了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立法提案，送進上議院，將在2001年年初進行討論。此案在上議院通過之後才會生效。
此次立法大舉邁向將安樂死納入醫療的一環。1994年開始已有規範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法規，司法機關認定只要符合特定條件便可執行。
基本上，下議院通過的提案包含以下規定：
一、如要合法，安樂死必須是根據「謹慎的行醫」。安樂死的要求必須是出於自願、考量周全且心意堅決，對象必須承擔無法忍受之痛苦，且沒有改善的可能。必須有兩名以上醫師參與決定，醫病雙方都須認同安樂死是唯一合理的選擇。
二、所有安樂死案例都必須通報地區委員會並接受評估，該委員會由各一名律師、醫師及倫理學家／哲學家組成，且每個名額需設一位代理人。
三、安樂死和醫助自殺若由醫師執行，且依從第一點所列之條件並向驗屍官報告，便不會受到懲處。
四、處理安樂死案例的驗屍官須向檢察官和地區安樂死委員會提出報告，證實符合合法安樂死的每項規定。如有嚴重違規事項，檢察官在進一步調查以前不會准許下葬或火化。
五、十二到十六歲的未成年人在父母同意之下，也可以要求安樂死或醫助自殺。
六、該提案也立下安樂死預簽聲明的法律基礎，那是一種「生前預囑」，讓病人一旦精神上失去行為能力，可以要求安樂死。這種聲明不代表醫師有責任隨時執行安樂死，卻是一個開局，可以為簽有此文件的無行為能力病人，合法地蓄意終結生命。
這項不祥的安樂死立法提案引發了一些異議。
第一，此提案不足以保護大眾。將醫師的蓄意殺害除罪化，這件事本身，就嚴重違反了法律對全民性命的保護。而且，當委員會同意一件安樂死為合法，就限制了檢察官對醫師行為的監督功能，因為檢察官根本不會看到涉案醫師的報告。再者，未符合法規的案例可能會走向地下化，畢竟已有先例。因為通報資料是由執行安樂死的醫師提供，所以合不合法的判斷也很可能存在偏見。不可能有充分的管制。
第二，此立法會使安樂死更廣被接受和採行，徹底顛覆醫病關係和臨終／安寧療護的本質。一旦安樂死成為合法選項，末期或承受無法忍受之痛苦的病人，可能反而需要辯解為何還不安樂死。從布龍傑斯馬（Brongersma）一案可以看出，無法忍受之痛苦的界定是會變的，如此一來許多人可能會感到有壓力。（布龍傑斯馬是八十六歲老人，他覺得生命毫無意義、沉重得難以承受，所以要求安樂死。執行醫師被法庭宣判無罪。見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00; 321:1174 [http://www.bmj.org/cgi/content/full/321/7270/1174/a]）再者，安樂死合法化會破壞為臨終病患提供安寧療護的努力和創意。在醫療保險體系，醫療資源分配會考量治療成本（安樂死節省成本），這層意料外的影響似乎無可避免。
第三，安樂死的合法化和醫師身為醫治者的本質互相牴觸。因為醫師的角色和權限是受法律約束，所以從根本上對醫師權限的改變，會影響整個社會，而不只是病人與醫師的私人問題。
第四，許可十二至十八歲的未成年人安樂死，嚴重高估了他們衡量其意義與後果的能力，加給這些年輕人超出能力做決定的重擔。
第五，許可安樂死聲明，讓有行為能力的病人提前要求安樂死（不論後來是否失去行為能力）可能促使「無法忍受之痛苦」這項條件擴展到「失去尊嚴」，並且當病人嚴重精神失常，尤其在家屬堅持安樂死之下，醫師可能會受到更多要終結病患生命的壓力。如此一來，自願與非自願安樂死的界線可能會模糊，無怪乎荷蘭照護醫師協會針對這部分提出了異議。
最後，雖然負責的官員在議會辯論中坦承，不願意對病人施行安樂死的醫師堅持要求，不能立法規定他們要正式轉介給願意執行安樂死的同事，他們實際上會面臨要不自己執行安樂死，要不轉介給同事的壓力。如果兩者皆不做，就可能遇上麻煩，除非他們在疾病進入末期的一開始就已經明確反對安樂死。另外，拒絕安樂死的醫護人員可能很難在特定醫護領域找到工作。
◎本文經生命倫理暨人類尊嚴中心（CBHD）授權翻譯，原文於2000年11月28日刊登於https://cbhd.org/content/legalization-euthanasia-netherlands。